揭秘南方周末如何做深度报道方法

liangqiu    2017-06-07 17:01

来源:未知

  主持人:赵 金

  嘉 宾:

  郭光东:《南方周末》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、评论部总监

  李 梁:《南方周末》时政编辑

  大众报业集团部分编辑记者

  主持人的话:2010年12月17日,《南方周末》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、评论部总监郭光东和《南方周末》时政编辑李梁,就深度报道和评论的相关问题,与大众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们进行了讨论。本刊对讨论内容作了综合整理,以问答形式呈现如下,供业界参考。

  问:《南方周末》每期都有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,策划水平比较高。现在很多报纸都意识到深度报道对报纸影响力的提升作用,但是在操作中缺乏连续性,没有形成持续策划、持续关注的机制,往往是碰到什么做什么,形成不了大的阵势。《南方周末》是怎样进行新闻策划和组织协调的?

  答:对新闻部而言,周一下午我们有一个编前会,大约两个小时,周四有周会,还有新闻部的一个评报会。周二还有一个会,相对比较重要,所有新闻部的记者、编辑,在家的全部参加,主要是报选题。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编辑中心制,策划基本上都是靠编辑这个层面来发动。编辑要把各个版面的想法,以及下期的题目和最近几期的想法提出来。记者报选题并不是必需的任务,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,我们实行了报题奖励制度,记者报的题被采纳,上了版面,奖励500元,如果上了头版,奖励800~1000元,如果是好的策划,那可能会有2000元的奖励。

  在这个会上,常规的选题可以出来,不过,由于这个会是很多人一起参加的,就会产生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,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。比如很多时候只是提了一个很常规的想法,但其他人补充,各种想法产生碰撞,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策划案。我们做过的很多好的选题,都是这么碰撞出来的。

  问:一个选题提出来之后,怎么认定是不是一个好的选题?

  答:基本有两个标准,一个是这个选题出来后,在座所有人听起来都很兴奋:哗!这个好!要是你说出来大家没任何反应,在睡觉的还在睡觉,那说明你的选题就是个垃圾题目,我们不会从这个选题中做什么策划。另外一个,要看这个选题能不能做得出来,有没有可操作性。

  2008年国庆的时候,我们做了一个策划,是评论策划,被评为当年《南方周末》年度最佳策划,叫《我和我的国家》。国庆的策划很难出新,一般提到国庆节就被理解为“黄金周”,每次国庆一结束,媒体就统计今年国庆消费了多少,拉动了多少内需,哪里人头攒动,景点火爆。我们当时也是一筹莫展,后来想,还是要把国庆回归到它本来的意义,决定把焦点集中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上。当时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很兴奋,后来我们就决定,围绕四个问题,让读者来参与:1.我为国家做了什么?2.国家为我做了什么?3.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?4.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?

  这四个非常简短的问题抛出去,很多读者就说,这一生中,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四个问题,很受触动。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。《我和我的国家》这个策划用了评论部的全部四个版面,报纸10月2日出街后,好多人转了这四个问题,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。紧接着《羊城晚报》的记者也上街做了一个调查,随机访问街上的市民,“国庆是什么意思?中国哪一天成立的?”又过了一天,《人民日报》也发了一篇社论,好像叫“国庆不能只是黄金周”,估计也是受到我们这个策划的启发。

  问:现在很多人希望通过媒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,媒体经常可以收到很多的报料,不免鱼龙混杂,你们是怎么来甄选这些报料的?

  答:每天通过信件、电子邮件给《南方周末》报料的也很多。从报料人的角度来讲,很多人都很苦,遭遇都非常值得关注,但是从媒体角度讲,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干什么的,我们是卖新闻的、卖新信息的,假如我们报了一个刑讯逼供案件,无数的人把刑讯逼供的事情再投给你,你再报这个肯定没多少人愿意看了,对国家的法治建设、媒体的责任,也起不到更好的作用了。所以,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时,我们只能残忍地甩掉了。媒体的责任是要“瞭望”,但不能老“瞭望”一个点。

  问:《南方周末》的稿件中经常能爆出一些猛料,你们是采用什么方法得到的?尤其是一些官员、商务人士,他们比较善于打太极或者说制造迷雾,怎么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内幕?

  答: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跟官员打交道的确是非常困难的。在2006年的时候,我们做过一系列高端访谈,大概做了有十多个人吧,就是省部级干部,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像海南省的省长卫留成,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他的秘书,跟他联系上之后,写个采访申请过去,然后他回过来讲一下他的意见,他可能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没有时间。我们就再去一次信,让他知道我们的意图,说明这次采访对《南方周末》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机会,但对于海南省政府表达一些想法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再不断地协调、沟通,他慢慢地就答应了。这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。这种官员访问类型的报道,在报纸上,一篇文章可能一二十分钟就看完了,但是背后的工作是大量的,可能要做一两个月,或者可能更长的时间。

  再一个,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机制,鼓励记者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报道,比如说某一个记者对人事变动感兴趣,我们就鼓励他在日常的报道中长期保持关注。这样,一方面他对这种信息很敏感、很了解,另外一方面,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人,能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积累起很多资源。像2010年**调任**去做党委**,我们做了一篇《**突然入疆》,报道里面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料。比如,在**在去**之前,他专门去了湘潭,在毛泽东铜像前三鞠躬。他当天上午去韶山冲,下午就飞到**了,这是他在湖南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实际上,他调任湖南之后,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这个。我们还了解到,他在跟部下话别的时候,嘱咐了部下一些很私人的话。这些情况是怎么了解到的呢?是通过**的秘书。我们有一个长期关注湖南的记者,她本来就是湖南人,比较了解湖南的情况,在做报道过程中和湖南各级官员打过交道,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。关于**的这个报道,她就把这种关系用上了。我们联系到的那个秘书之前是湖南省委办公厅的,那时他们就认识,做**的秘书之后,他们还经常保持接触。后来**去**之后,在那边怎么开会的,经常还发发短信,沟通一下情况。

  这可能需要记者对人脉的敏感和积累吧。有些政府官员可能现在不重要,过几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就很重要了。

  问:现在网上经常爆出一些猛料,我们纸媒就要跟进,往往是先做一个策划案,记者根据这个去采访。但是,现实中经常发现,预想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,如果记者缺乏判断力或者只图省事,按照原有的策划案的思路采访,往往会导致失实,至少是不客观。如何让策划案不会成为对记者采访的一种约束?

  答:做策划,免不了主题先行。如果发现了事实与你的策划意图是完全相反的,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相反的事实,再重新做一个相反的策划,如果也能引起轰动的话,那就很好。如果这个相反的事实跟我们原来的意图有很大的冲突,而且按照新的事实来做读者也不感兴趣了,那就舍弃掉。

  好的报道是什么呢?就是你在做第二落点的时候,要么不做,要做就跟别人不一样。或者说,最好的报道是颠覆性的报道。举个例子,前几年,江苏南通发生了一起恶**件,福利院把智障女孩的子宫给切掉,全国媒体群起而攻之,海外媒体也有很多报道。这个恶**件我们肯定也应该去做。去了以后我们推出了一个报道,跟其他媒体的都不一样,主题就是南通福利院切智障女孩的子宫切得有道理。因为我们经过调查发现,把智障女童的子宫切掉竟然是一个国际惯例。很多国家,包括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,通过立法,允许通过一定严密的程序切除这些智障女孩子的子宫。这样做一是因为在生理周期她自己不会护理,二是因为她容易受到**犯导致怀孕。我们这个报道推出来以后,凤凰卫视的窦文涛在《锵锵三人行》中说:我看到南通福利院残忍地做这样的坏事情,拍案而起,但是刚拍案而起,我看到了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,然后我就慢慢地坐了下来,觉得这个事要冷静一下,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。所以,我们这个报道实际上就是提醒大家,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是有道理的,国际上就有这么一个做法;再一个,我们最缺的可能是一个立法,是把这个东西怎么规范化的问题。

  还有关于邱兴华案件的报道,我们后期的那个报道,完全就是颠覆性的报道,颠覆了所有媒体之前对邱兴华的报道。按刑法规定,这样的精神病人犯错是不应该受惩处的,他是免刑的。我们就调查他种种精神病的迹象。这样的报道,你越具有颠覆性,越跟大家一窝蜂的选择不一样,你的新闻反响就越好。关键是要自信。

  问:采访一些人,尤其是一些官员的时候,采访是有记录也有录音的,都是他说的。一般按照约定,成稿后要发给他看一看,但是经常是发回去之后,他就不同意发了。怎么应对这种问题?

  答:在我们的报道中,包括做一些采访官员的报道,完全不让发的还是比较少的。如果真的碰到这样事情,首先把这个录音保存好,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据。然后对后果进行一下评估,如果说这个官员位高权重,报道发出来之后,他的反应可能会对报纸有一定影响,就要慎重。

  我们碰到的情况,更多的不是说完全不让发,而是他会把一些最有意思的东西,最能让读者眼前一亮的话给删掉。我们曾采访过湖南一个叫王明高的反腐学者,就国内反腐的一些情况,聊得挺好,聊得很深。他坚持要我们把写成的稿件给他看,看过之后,就要求把最有意思的一些话都删掉。我们就反复跟他打电话沟通,跟他说,这样的话在某些地方很多人都已经说过,你这样说也不算出格,做他的工作。就是反复跟他磨,一次次地跟他磨,一段话一段话地争取过来,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了,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。

  问:在重大突发**件报道中,如何能够接触到一些核心信息源?

  答:《南方周末》靠的可能更多是20多年攒下来的资本,可能这个人他不想跟其他媒体讲,但愿意跟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讲,这就是我们的运气或者说人家看得起了。另外,《南方周末》有一些忠实的读者,他们可能分布在很多机关里面,分布在一些要害部门,平常没什么联系,关键时候就可以通过读者库或者其他记者掌握的人脉资源,顺藤摸瓜,找到当地的忠实读者,他可能又再介绍其他人,慢慢地就接近了核心信息源。

  比如,我们做湖南郴州窝案时,当时很多人去了都是在外围打转转。《南方周末》的一个读者,他比我们还积极,到处给我们联系人、找人,找郴州市政协的领导、郴州市**的领导、郴州市委个别的领导跟我们谈。虽然这些人有的不能在报纸上露面,但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。其中一个重要线索就是,郴州纪委**马上要被“搞”掉。当时郴州市委**被抓,其他媒体都知道,我们再报道只是细节更丰富一点,资料更多一点而已,他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消息之后。我们的记者就在那儿等着,等的同时也在搜集纪委**曾锦春的信息。正好就在我们出报前一天,中纪委就把他双规了,我们把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,第二天轻松见报,报道时效赶上了日报的时效!

  这个报道最好的地方在预见性,在其他媒体都报道其他事情的时候,我们打了提前量,抓了这样一个报道,也是《南方周末》的一个独家报道了。报道反响也很大,当时几家门户网站都挂了头条。这样一个猛料出来就是靠一个看似不太核心的信息源,在他的帮助下,我们一步一步地顺藤摸瓜,摸到核心信息源。我们基本上好多报道都是这样,去之前可能也是两眼一抹黑,不知道该找谁,记者就会发动自己的关系和报社的资源,报社帮他一起找人,慢慢地就会找到。

  问:我想通过实例谈一点我的困惑。这个实例就是“农民上楼”的问题。山东的“农民上楼”在全国来说是探索比较早的,我和报社的几个同志也较早参与到相关的报道中来了,2008年开始,前前后后加起来历时三年左右。在采访中我们确实感到绝大部分农民是欢迎“上楼”的,但是,100个人,如果有90个人呼吁“上楼”,有10个人不愿意“上楼”,我们的报道、评论该怎么做?我看到,很多媒体,不乏一些在公众中很有影响的媒体,不选90个人的意见而是选10个人的意见进行报道,一系列评论和专家观点也都根据这10个人的意见进行评论,观点很尖锐,很吸引读者,但恰恰忘了那90个人的利益,这合适吗?

  答:你刚才举出的这个问题,是所有从事评论或者从事新闻报道的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终极问题,就是客观和锐利的问题。我的看法,首先,从职业角度来讲,新闻也是有分工的,这个人是干记者的、这个人是干编辑的、这个人是干评论的,不同的分工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则,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要分开,要截然分开。比如“农民上楼”这个事情,我觉得记者可以把90个人的意见调查出来,10个人的意见也反映出来,这是他的客观报道。但作为评论员呢,就要摆脱掉对自己的一个束缚,这个束缚就是“我的评论要客观”的想法。评论就是主观的!评论就是你想什么就说什么,其他人想反对你那就来反对,不同的意见放在一起,不就客观了嘛。

  所以,我觉得,报道和评论最大的区别是,报道应该是客观的,而评论应该是主观的,甚至是意气用事的。在《南方周末》评论部,最怕的是什么样的写法呢?就是“一方面什么什么样,另一方面什么什么样,既要防止什么什么,又要防止什么什么”。我宁肯要片面的,也不要这种全面的,正是因为你不想让自己保持一种客观,你的发言才会更锐利,你只击一点,不及其余,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,你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锐利的。就怕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很平庸的话,不能给读者也不能给决策者提供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,另外一个反向的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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